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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美国开始全面札紧“中美国”的篱笆（ZZ from bjtubbs）
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Nov 27 00:08:48 2009), 站内
~~~还是值得看的。。。
美国开始全面札紧“中美国”的篱笆
——简评美国关税等变化及奥巴马访华
张宏良
是 和平崛起还是和平亡国？ “中美国”的出现，把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历史命运，同时摆在了中华民族面前。和平崛起，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和平亡国，苏联的前车之鉴并不遥远。况且，只需 稍微注意一下经济数据就会发现，对于老百姓而言，中国在经济上实际已经濒临亡国边缘，或者干脆说，中国在经济方面事实上已经亡国。中国老百姓的劳动所得占 GDP比重已经接近十分之一，而中国外贸占GDP比重则已经达到四分之三，这意味着中国绝大部分经济发展，对中国老百姓已经没有了任何积极意义，老百姓除 了提供劳动和承受环境恶化之外，与中国经济发展已不再有任何其他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感到欢欣鼓舞的，除了国内的官员、富豪和知识精英之外，就只有享受中 国四分之三GDP的那些西方洋人了。“中美国”概念的发明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就把“中美国”解释成为男人挣钱、女人花钱的一个家庭，其中 “挣钱的男人”就是中国，“花钱的女人”就是美国。美国人能够花中国人的钱，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强大国家；中国人挣了钱被美国人花，是因为中国变成了一个 肥大国家。
强大国家将走向和平崛起，肥大国家将陷入和平亡国。
中国就是在“中美国”里走向了肥大国家，“中美国”就是由世界最强大国家和 最肥大国家组成的新型经济体。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声称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发展，不惧怕中国强大，这的确是奥巴马十分真诚的心里话，如同养猪 场不会寻求遏制猪的发展，不会惧怕猪的肥大一样，不仅不会惧怕猪的肥大，甚至还会想方设法把猪养得更加肥大。但是，尽管养猪场不会遏制猪的发展，不会惧怕 猪的肥大，但是却要不断札紧和巩固猪圈的篱笆，最近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惩罚性高额关税，以及普查海外资产和征收海外资产税，就是在札紧“中美国”的篱 笆。奥巴马的自信，就是建立在“中美国”牢固的篱笆基础之上的。
奥巴马来中国之前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一系列商品实行惩罚性高额关 税，二是以10月15日为最后期限，在重罪威胁下，完成了对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海外资产的普查，对海外资产征收重税，对瞒报者治以重罪。前一件事情以所 谓中美贸易战的形式闹得沸沸扬扬，后一件事情则很少有人注意。并且单从表面来看，这两件事情对中美关系似乎影响不大或者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放到“中美 国”的框架中来分析，这两件事情则对中美两国台前幕后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此次美国对中国商品实行高额关税的实质，是要建立中美两国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 度，在实现了“中美国”的产业融合、金融融合、资源融合之后，进一步实现“中美国”的财政融合，把包括中国财政收入在内的绝大部分财富，统统变成中国所 有、美国使用的财富，财富所有权在中国，财富使用权归美国。更为重要的是，把中国对美贸易直接纳入美国经济调节体系，通过直接掌控中国对外贸易来进一步掌 控中国庞大的经济体系，在用市场化、私有化手段摧毁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以后，反过来再把中国重新纳入美国掌控的计划经济体制当中。而以普查和征收海外资产 税为内容的美国查税风暴，如果只从表面上理解，美国司法部从包括瑞士银行在内的世界各国银行索取的名单中，应该只包括已经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和绿卡的中国 人，但是，如果美国借此机会对某些现任中国官员和高层部门研究人员的海外资产也表示出浓厚兴趣，以此来进一步巩固“中美国”的政治篱笆，那将意味着美国不 仅要把更多的中国财富变成美国的收入，还要把更多的中国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同时也变成美国的海外公务员和海外传教士，推动“中美国”由目前还十分松散的 单一经济共同体，向着更加紧密的政治共同体方向发展，把中国崛起的辉煌明天变成“中美国”崛起的辉煌明天，在“中美国”寄生体上再现21世纪美国的“光荣 与梦想”。而留给中国的唯一结局就是：和平亡国。
这就是美国精心打造“中美国”的世纪性战略构想，这就是“中美国”给中国安排的历史归宿。所以， 当“中美国”这个建立在殖民经济循环圈基础上的新型怪兽一出现，以中国左翼为核心的爱国力量就与这头新型怪兽展开了你死我活势的殊死搏杀；以廖子光、宋鸿 兵、郎咸平等炎黄子孙为代表的华人群体，就在对这头怪兽进行顽强阻击；以赫德森、恩道尔等美国学者为代表的富有人类良知的进步知识分子，就在勇敢地揭露美 国的奴役战略并强烈呼吁中国人民要警惕和抵抗这头怪兽。可惜这是一场力量极其悬殊的历史角斗，在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买办势力的联合夹击下，特别是中国主流 媒体已经汉奸化的情况下，抗拒“中美国”的斗争，完全变成了现代社会的堂吉诃・德大战风车，根本无法阻挡中国绝大部分财富如滔滔江水般流向美国。中国爱国 力量和国际正义力量，不仅没有阻挡住中国迅速滑入“中美国”的历史陷阱，面对中国人民的觉醒，美国反而加快了“中美国”的建设步伐，几乎抢占了中国所有新 兴产业的龙头位置和关键位置，并且开始由操控外部经济循环转向直接操控内部经济运行。导致“中美国”加快建设步伐的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要求结 束精英统治的经济标志——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使美国这个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世界帝国，越来越感受到了罗马末日的历史恐慌，也越来越陷入了罗马末日 的最后疯狂，这种由金融危机引发的恐慌和疯狂，使美国把维持经济繁荣和透支消费的希望，越来越寄托在了“中美国”身上，试图通过“中美国”这个历史寄生 体，继续维持美国上百年的“光荣与梦想”。
在圆满完成了对中国的军事包围之后，在全面渗入和部分掌控了中国诸多产业和金融业之后，在成功控制了主 导中国媒体舆论的文化精英之后，美国开始寻求切入中国经济运行最核心的部分 ——财政。通过高额关税实现中美两国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便成为一个尝试性突破口。虽然目前由此而转移的财政金额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中国制度演变的冲击 和在“中美国”中的悲惨定位，却有着极其重大的深远影响。所以，奥巴马才会公然违背还不到一年的“不搞保护主义”的承诺，在访问中国之前对中国出口贸易大 打出手。虽然表面看上去，奥巴马闹得沸沸扬扬，仿佛是在与中国打贸易战，但其实不是，美国所要的并不是贸易战，而是要建立“中美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是要把中国经贸发展纳入美国掌控之中。所谓财政转移支付，就是中国政府向出口企业发放财政补贴，出口企业转身再以高额关税的形式，把这些财政补贴交给美国 政府，通过出口企业这一转手，就把中国的财政收入转变成为美国的财政收入。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出口企业是外资企业，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在给 外资企业和美国政府直接发放财政补贴，而这些财政补贴原本是应该用于中国老百姓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的。可见，所谓中美之间贸易战不过是故意掩人耳目的 烟幕弹，并且是美国与中国买办及“美国鹦鹉”联手蒙骗中国老百姓的双簧表演。
首先，就美国方面来看，如果真是贸易战，其目的应该是迫使中国减少对 美出口和扩大进口美国产品，这是有史以来所有贸易战的共同目的。可是，眼下美国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的目的，并未要求中国减少对美国的出口，不仅没有要求 中国减少对美国出口，甚至还联合欧盟、日本等十多个国家在WTO控诉中国，要求WTO强迫中国继续扩大对美国等国家的出口。并且，在要求WTO强迫中国继 续扩大对美国出口的同时，继续对中国实行禁运禁售，强制美国企业不准出口中国所需要的各种商品。显然，这绝非是什么贸易战，古往今来也从来没有过如此的贸 易战——既向对方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又要强迫对方扩大产品出口。所以，建立贸易平衡只是幌子，建立“中美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才是目的。并且，在把中国 已经变成“世界加工厂”的情况下，要建立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无疑于痴人说梦。美国释放贸易战烟幕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把中国对美出口纳入美国经济调节体 系，在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同时，强迫中国继续扩大对美出口稀有金属，就是明证。美国强迫中国扩大出口的做法，完全把中国推上了极其可怕的资源枯 竭道路，目前中国稀有金属开采周期平均只剩10年，10年后，中国稀有金属资源将彻底枯竭，中国20世纪50年代被认为没有资源的恐怖结论，将变成残酷现 实。为防止此事引发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抗议，便通过所谓贸易战来转移国人视线。
其次，再从中国方面来看，更能反映出所谓中美贸易战，完全是双方精英 联手糊弄中国老百姓的骗人把戏。中国回应贸易战的措施，是对美国汽车进行反倾销调查，这完全是把中国老百姓当猴耍。所谓倾销是指以低于本国的价格向对方销 售产品，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工人的小时工资平均是78美元，相当于530元人民币，而中国奇瑞汽车公司工人的小时工资只有10元人民币，不足美国工人工资的 50分之一，如此悬殊的成本差别，决定了美国汽车对中国倾销没有任何意义。并且，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出口到中国的汽车价格，都远远高于本国销售价 格，以此来榨取中国老百姓更多的钱财，这也是中国老百姓特别不幸的地方，是其他国家很少见到的现象。在中国进口美国汽车的销售价格远远高于美国本土价格的 情况下，对美国汽车进行反倾销调查，就如同对太监进行强奸案调查一样，恐怕连美国人都会对这种装装样子的调查感到可笑。况且，进口2.0以上排量的美国汽 车，原本就不是企业行为，而是中国政府与美国贸易协定的一部分，所谓反倾销调查，纯属儿戏。
如果再看一下中国出口商品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利益，就更加能够反映出美国纯粹是在制造贸易战的烟幕，而并非真的要限制中国商品出口美国。因为“中美国”这个殖民经济循环圈，就是建立在中美贸易基础上的，美国借“中美国”这个殖民经济循环圈，从中美贸易上就扒掉了中国三张皮。
美 国扒掉中国的第一张皮，是通过廉价商品攫取了中国数十万亿的财富。按照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的统计，中国出口商品1美元在美国零售价是4美元，其中，美国 得到3美元，中国得到1 美元，扣除折旧和进口原料后只有0.5美元，再扣除外贸中超过60%的外资企业，中国所得不到0.2美元，不足美国获利的15分之一。也就是说，中国耗费 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生产出来的商品，中国所得商品价值仅有区区6%，美国所得接近94%，并且美国在所得商品价值94%以后，商品本身还要归美国人使用和 消费。2007年中国出口美国商品总额3千亿美元，按照四倍零售价计算，美国所得9千亿美元，美国企业从中获利超过1千亿美元纯利润，按照美国股市20倍 市盈率计算，为美国增加市值超过2万亿美元。2万亿美元市值加上9千亿美元商品增加值，一年便从中国出口美国商品中获得约3万亿美元，而中国从出口美国3 千亿商品中所得商品增加值不到6百亿美元。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至2008年，中国出口美国商品总额超过1.2万亿美元，为美国提供商品增加值超过 3.6万亿美元，为美国社会提供了4.8万亿美元的商品，而中国从自己生产的商品中所得增加值只有0.24万亿美元。并且再次重复强调一遍，所消耗的全部 是中国资源。这种贸易与其说是贸易，不如说是战争赔款或者说是几乎白干，用老百姓的话说，差不多就是赔本赚吆喝。
美国扒掉中国的第二张皮，就是通 过美元贬值迫使中国购买美国股票债券，把中国耗费资源、牺牲环境和人民收入换取的美元，再加倍送还美国。如果说，中国从自己生产商品价值中所获得的 6%的外汇收入，是用来改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即便吃亏也就罢了。可是，最让中国老百姓欲哭无泪的是，美国在用印刷厂印制的美元换取了中国商品后，便强迫 中国手里的美元贬值，迫使中国为避免贬值损失而购买美国国债、股票和企业债券，用这种方式把美元又送还给了美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殖民经济循环圈：美国用 自己印制的美元购买中国商品，中国再用美元购买美国债券股票；结果就是美元在中国旅游一圈后又回到了美国，美国是既得钱又得物，钱物双双占有；而中国则是 又无钱又无物，最终两手空空。或许有人会说，中国手里不是还拥有股票债券吗？可是，股票债券这类虚拟资产与实际资产相比较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最终所有权 和法人财产权的分离。简单说，就是名义上拥有财富的人和实际上享有财富的人分离了，拥有财富最终所有权的人，实际上并不享有财富；而实际上享有财富的人又 不拥有财富的最终所有权。这就是虚拟资产所有权最根本的特点。虚拟资产所有权这个特点，决定了购买股票债券等虚拟资产，实际上购买的是当事人的承诺和信 用，虚拟资产完全是建立在这种承诺和信用基础上的一种价值符号和价值预期，没有任何内在价值。国内这种承诺和信用是靠国家来保证的，而国家之间这种承诺和 信用则没有任何保证；在没有变现之前，拥有这些虚拟资产与没有资产之间没有任何区别。而“中美国”这个殖民经济循环圈，决定了中国根本不可能变现美国股票 债券。从国务院领导到主流媒体都认为，中国不仅不可能变现目前所拥有的美国股票债券，甚至还要继续购买。理由很简单，就是中国老百姓没钱，买不了所生产的 商品，只能卖给美国换取美元，而美元放在手里又贬值，就只能购买美国股票债券。可见，这个殖民经济循环圈把中国带上了一条恶性循环的不归路，直到把中国资 源彻底耗光毁净为止。
面对中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质疑，中国政界和学界终于也开始承认对美经贸关系具有恶性循环的一面。只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商品和 美元双双送往美国的殖民经济现象，解释成为如同刮风下雨般天然形成的历史固有现象，一致认为中国生产的商品只能出口美国，中国出口商品换取的美元也只能送 还美国，否则就是停滞和倒退，就是一条历史死路。为了证明中国把商品和货币双双送往美国是中国没有任何选择的唯一发展道路，中国学界用各种方法把这个本来 十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变成了表面无解的历史死扣。其实，中国陷入这个殖民经济循环圈的原因十分简单，就是改变社会生产目的的结果，把社会生产目的由原 来的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变成了现在的保证经济增长。一方面，为了实现GDP增长，采用劫贫济富的优惠政策引入2万亿美元外资，相当于全国30万亿总产值的 一半，如此庞大的资本规模把中国未来至少三至四代子孙的资源全部变成了商品，外贸占GDP比重达到了四分之三，财富火山般向世界喷涌。另一方面，在财富惊 人喷发的同时，为降低国民经济运行成本，促进经济更快地增长，便拼命压低国内人民收入，劳动所得占GDP比重降低到了人类历史上最低水平，达到了10%左 右的惊人极限，这个指标甚至还不及非洲一些最野蛮最贫困地区一半的水平。即使如此之低的微薄收入，老百姓也不敢用于商品消费，而是转手又通过银行把钱送还 给了企业和国家。因为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迫使中国老百姓只能拼命存钱，“要不断深化改革”的口号又不断恶化着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更是只能拼命存钱， 尽可能把挣来的每一分钱都送还银行，以应对明天自己有可能会成为改革对象，连现有的微薄收入也丧失掉。由于工人被锁在了下岗的贫困位置上，农民被锁在了小 生产单干的贫困位置上，一般白领又被锁在了三座大山上，结果就是锁住了中国社会绝大部分需求，使中国生产的庞大商品在国内没有销路，只能出口美欧等发达国 家，用于改善美欧等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否则，中国火山般喷涌的财富就会过剩，中国庞大的生产体系就会崩溃。中国要想避免商品过剩，就只能把商品送给美 国；中国要想避免商品换来的美元贬值，就只能把钱也送给美国；由此便形成了现代殖民经济循环圈——“中美国”。
美国扒掉中国的第三张皮，就是通过 高额关税和强制中国出口政策，建立中美两国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把中国财政和外贸纳入美国统一调节规划，把“中美国”由现在的松散的经贸一体化，向 着更加紧密的财政一体化和发展一体化转变，使之成为比中世纪庄园经济更加牢固的新型经济体。显然，美国在“中美国”这个新型殖民经济体中钱物俱得的庄园主 地位，激起了美国的制度理性，因而便想把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进一步纳入美国统一的经济运行制度，用高额关税来调节美国能够生产的中国出口商品、以及中国占 据优势的劳动力密集产品，用WTO来强制中国出口美国自己不愿意生产的资源性产品和环境污染性产品，在此基础上形成“中美国”统一的财政和计划调节制度。 历史就是这么奇妙，美国在忽悠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却在悄悄地把中国纳入美国的“计划经济”当中，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莫大讽刺和幽默。如果说美国无 偿占有中国的商品和外汇是扒皮割肉的话，那么正在建立的“中美国”财政和经贸调节制度，则是对中国更进一步的敲骨吸髓，它标志着美国对中国财富的攫取，已 从生产领域和金融领域，延伸到了国家核心的财政领域。
在此，最让中国老百姓悲愤莫名的还不仅仅是美国扒掉中国几张皮，而是美国扒掉中国第三张皮的 理由。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高额关税的唯一理由，就是中国工人工资太低，与美国工人工资差距太大，所以中国商品成本远远低于美国，与美国企业形成了不 平等竞争，为了维护中美两国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美国政府便以高额关税的形式把中美两国工人之间的工资差额拿走，由此给中国出口企业造成的损失再由中国政 府以财政补贴方式加以补偿。这实际上是中国企业和政府宁可给美国缴纳高额关税，也不提高中国工人工资，或者说是中美两国政府和企业联手，把中国工人应得的 大部分工资，作为关税缴纳给了美国财政。不仅美国高额关税是建立在中国工人超低工资基础上，包括“中美国”整个经济循环圈都是建立在中国工人超低工资基础 上。只要提高中国工人工资，把中国工人工资提高到与中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水平， “中美国”这个殖民经济循环圈就会立刻土崩瓦解。中国工人的超低工资，已成为“中美国”形成和存在的最根本基础。尽管“中美国”概念的发明者弗格森教授， 指出了在“中美国”里面是中国人挣钱，美国人花钱，但是弗格森教授却并不清楚这些钱是从何而来。其中，一部分来自于中国工人实际工资和应得工资之间的巨大 差额，无论是按照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还是按照外贸占GDP的比重来测算，中国工人应得工资至少是现在工资的三倍以上；另一部分来自于中国老百姓被剥 夺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保障，摧毁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和公共资源体系，是迫使中国老百姓拼命储蓄，让美国人能够透支消费的重要条件； 第三部分则来自于中国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源，中国廉价商品的背后是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摩根・斯坦利公司提供的中国商品在美国零售价高于出口价四倍的数 据，其实是有选择的商品数据，熟悉外贸价格的人都知道，中国电子、纺织以及资源类等商品的出口价格甚至不及美国零售价的十分之一，所以中国的资源密集型和 劳动密集型产品才会充斥几乎所有美国家庭，充斥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
可见，“中美国”不仅创造了一个外部殖民经济循环圈，同时还创造了一个内部 奴隶经济循环圈，就是把中国老百姓循环得一无所有，牢牢钉死在贫困位置上。企业出口商品价格被压得太低，便只能通过拼命压低工人工资、剥夺工人福利保障来 降低成本；被剥夺了福利保障、背负三座大山的老百姓，便只能拼命存钱，尽可能把挣到的每一分钱送交银行；银行把老百姓的存款再贷给开发商，让开发商囤积更 多土地，垄断更多房屋，更大幅度拉高房价，迫使老百姓投入全部积蓄都不够，还要反过来再向银行贷款。结果就是把劳动者由最初单纯的工资收入者，变成了强制 的存款者，然后再把这些强制的存款者，变成最终的欠款者。中国老百姓的这个悲惨结果，是连当初马克思都没有预料到的，马克思只是看到劳动者创造了整个世 界。而没有预料到在当今中国，劳动者不仅创造了整个世界，同时还为自身创造了一身债务。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劳动者的悲剧充其量只是白干，充其量 只是一无所有；而在当今中国，劳动者的悲剧则不仅仅是白干，白干之后还要再欠下一笔债务。一无所有，是马克思那个时代工人革命造反所要改变的悲惨状况；而 在当今中国，一无所有却变成了底层劳动者的希望和梦想。在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所有家庭都尽情享受着中国财富喷涌的同时，在中国仅仅用作栖身之地的一个住房， 就能够耗尽中国老百姓三代人的财产——老一代的终身积蓄、壮年一代的全部收入，以及用来养育下一代的未来几十年收入。所以在奴隶制被摧毁两千年后的中国， 一种新式奴隶再次出现——房奴。房奴，可以说是对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最生动写照。
可以说，由“中美国”殖民经济循环圈造成的这种财富高速增长下的贫 困状况，已经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宗主国对殖民地的财富掠夺，“中美国”如此国富民穷（美国国富，中国民穷）的巨大反差，单纯依靠经济力量很难持续下去， 不仅中国人民会反抗，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会反抗，甚至除了极少数买办之外的大多数官员也难以接受这种状况。于是，美国便从中国攫取的无边财富中拨出巨 款，以包括民主基金会在内的各种基金会的名义，撒向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关键部门，打造出一大批“美国鹦鹉”式的学术明星，形成了适合“中美国”发展的思想 氛围和舆论导向，形成了与殖民经济相适应的殖民文化、殖民理论和殖民学术。与此同时，更是利用中国腐败官员的贪婪秉性，敞开大门配合中国腐败官员，向包括 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转移亲属和赃款，甚至把国家和企业的对外投资，直接记在个人名下。最近更是以类似期货期权的隐蔽方式，中外勾结合谋国家财产，即以各种 名义让外资无偿占有中国一笔巨额资产，约定在将来（几年以后或者退休以后）某个时点按照一定比例返还中国官员。由于当时没有往来支出，所以能够保证绝对安 全。可以说，用利润来控制中国买办，用名利来控制中国学者（特别是政策研究部门），用腐败来控制中国官员，是维护 “中美国”发展的三个基本支点，美国能够不战而胜地控制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所依靠的就是这三个基本支点。
现在，美国开始对“中美国”这盘大 棋在政治上收官了，其中最大的官子，就是中国的腐败官员。收官的信号，就是普查具有美国公民身份和持有绿卡人士的海外资产。美国已经出台的法令规定，已经 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和持有美国绿卡的人，必须在10月15日之前申报自己的海外资产，依法缴纳海外资产税，凡是隐瞒不报者，一律作为重罪逮捕审判。美国国税 局、美国司法部、美国联邦调查局等部门已经行动起来，专门启动了美国银行信息的国际查询系统，对世界各地所有联网银行进行搜索，发出请求提供相关资料的指 令，重点要求瑞士银行提供相关存款信息，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已从瑞士银行等银行获得了部分存款人名单。目前虽然最后申报期限已过，但是美国司法部门在 全球范围内对海外资产的追查仍然在继续。目前除了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等部门之外，没有人能够知道美国司法掌握的名单上究竟涉及到多少中国官员及亲属，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能够拿到美国绿卡持有者的海外资产名单，就同样能够拿到中国官员的海外资产名单。为了让人们相信这一点，持续三年一直不能判决结 案，不久前才刚刚判决结案的陈水扁，恰恰在此时又被发现在一个只有2万人口的小国帕劳曾经洗钱14个亿，这已经是第N次发现陈水扁的犯罪新证据了，期间究 竟有多少次，恐怕连此案法官也记不清楚了。因为有人需要陈水扁不要结案消失，需要陈水扁继续活跃在媒体上，继续用他来起到敲山震虎、杀鸡吓猴的作用。
虽 然我们无法知道美国司法部的名单上有多少中国精英，同样无法知道奥巴马的口袋里有没有装着这份名单，但是有一点大家都看到了，就是此次奥巴马总统访问中国 期间异乎寻常的随意表现。奥巴马对中国那种上级般的赞美和鼓励，那种宾至如归的自信和随意，那种满不在乎的批评和指责，那种干预中国事物的坚定语气，特别 是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限定中国处理方式的那种不容置疑的坚定态度，还有那种强调美国信念和原则具有“普世价值”的强硬立场，都是自1972年美国总统首次 访华以来历次美国总统访问时所不曾有过的异常表现。无论是对中国的鼓励赞扬还是指责批评，无论是对中国的希望还是要求，其口吻、语气和态度，与我们国家领 导人视察地方省市时完全相同。再看公开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美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更是明显，内容如何暂且不论，仅从格式来看，完全是那种师生协议或父 子协议才有的格式，其中在谈到中美双方要求时，美方明确表示，希望中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方居然也表示，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双方却都没有 要求美国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方对美国提出的唯一要求，还是要求美国理解自己在台湾等问题上的立场，也就是说，要求美国理解自己怎么做，而不是要 求美国怎么做。如此父子协议般的不对等格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特别讲究面子的东方伦理大国来讲，应该说是难以接受的奇耻大辱，中国是一个宁可丢掉里子也不 能丢掉面子的民族，当初大清王朝战败后割地赔款的所有协议，都十分讲究措辞上的对称和格式上的对等，宁可接受不平等的条约内容，也绝不接受不对等的言辞格 式。相比之下，中美联合声明的格式显得更加异乎寻常。
并且，奥巴马来中国访问之前几个月，美国政府就逐个电话邀请中国的右翼反毛人士参加奥巴马演 讲会，以往这种邀请都要事先经过中国政府同意，此次美国政府提前几个月的邀请，显然没有征求过中国政府的意见。在总统访问一个国家之前，以政府名义邀请被 访问国家的反对派聚会，显然这不是平等国家之间的正常举动。甚至连宗主国到殖民地国家的访问活动，一般都要事先征询当地政府的意见。美国政府之所以这样 做，反映了在美国政府看来，总统不是到另外一个国家中国访问，而是到自己管辖的“中美国” 访问，所以才会如此随意。在此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既是当今世界最了不起的政府，又是在中国问题上最愚蠢的政府。美国政府了不起的地方，是她敢于向当今世界 其他所有政府挑战。美国政府提前邀请中国反毛人士参加奥巴马演讲会，实际上是在向所有反对派发出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美国支持你们，美国坚定地和你们站 在一起，美国是你们强大的后盾。今天我们能够邀请你参加奥巴马演讲会，明天当你遇到危险时，我们就能够邀请你去美国，放手大胆地干吧，朋友们，你们身后站 着强大的美国。你们已经不再仅仅中国的国民，同时也是“中美国”的国民；奥巴马也不再仅仅是美国的总统，而同时也是“中美国”的总统。这是美国政府了不起 的地方。之所以说美国政府是在中国问题上最愚蠢的政府，是她总是站在中国人民的背面，站在历史的背面。当初连国民党内部官员和将军都认为天下必然属于共产 党的时候，美国却坚持认为国民党依然能够统治中国，结果站在了历史背面；现在连右派大佬茅于轼都承认毛派群众占中国绝大多数的时候，美国却偏偏又选择了反 毛立场，再次站到了历史背面。这一次，山姆大叔将犯下一个美国建国以来最为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将足以结束美国贯穿一个世纪的辉煌。
对照美国政府 逐个邀请中国反毛人士参加奥巴马的访问活动，此前来中国访问的赫德森、恩道尔等著名美国学者则显得更加冷清。赫德森、恩道尔等不远万里来为中国出谋划策、 帮助中国摆脱危机的著名美国学者，却被包括政府在内的中国主流社会关在了大门外面，甚至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官员会见这些著名学者，中国主流社会对待这些著名 美国学者的态度，简直如同国内对待上访户的态度，完全不加理会。这种完全不加理会的态度，除了具有共同的阶级利益和卖国立场之外，其中相当大的原因，是因 为中国政府不愿意或者不敢得罪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对美国的惧怕程度，甚至超过了地方领导对中央政府的惧怕程度。因为美国政府和美国主流社会不喜欢他 们，所以中国政府就不敢接待他们。只要大家看一下赫德森教授劝告中国的格言，就知道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敢接待赫德森教授了，赫德森教授反复对我们说：“不要 按照美国说的去做，而要按照美国做的去做。”这句话恰恰触到了美国对华政策最致命的软肋，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要让中国成为美国所希望的那种国家，而 绝不能成为美国那样的国家。恩道尔教授更是直接说道：“我热爱我的国家，但是我痛恨精英，因为他们正在毁掉我热爱的国家。”说这话时，恩道尔眼里放射出耀 眼精芒。
从美国政府遍邀中国反对派，而中国却冷拒美国反对派这种截然相反的表现中，反映出中美两国的资产者已经联合起来了，甚至全世界的资产者都 已经或者正在联合起来。161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那句著名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今天具有了特别重要的现实意 义。只是资产者提前跨越一步，率先实现了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中国是在与世界接轨的旗帜下，加入到全世界资产者大联合之中的。全世界资产者已经联合起来 的基本事实，在客观上要求全世界无产者也必须联合起来，甚至要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以此来对抗已经联合起来的世界资产阶级。至少对于眼下的“中美国”来 讲，单凭中国人民自身的力量，已经很难摆脱 “中美国”的强大桎梏。外部的军事包围，内部的政治分裂，精神的一盘散沙，买办汉奸的坐大，已经把中国推到了民族解体的历史边缘，任何形式的动荡，都有可 能形成国家的分崩离析。所以，必须同美国人民联合起来，才有希望改变“中美国”的殖民性质，实现社会历史的根本变革。并且，“中美国”并非是暴力侵略的结 果，而是意识形态演变的结果，由意识形态形成的东西，也必然要用意识形态来改变。历史以什么方式开始，必然以什么方式结束。当初西方国家对旧中国的统治， 是由暴力侵略开始的，也必然以暴力革命来结束。现在的“中美国”是从文化侵略和思想禁锢开始的——把人的思想牢牢禁锢在金钱上，也只能通过文化革命和思想 解放来结束。而“中美国”本身也有可能会成为中美两国人民联手掀起人类历史上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平台。“中美国”在成为美国掠夺中国人民工具的同 时，在客观上搭建起了一个能够让中美两国人民联合起来的历史平台。中美两国人民将通过这个历史平台联合起来，把“中美国”由现在这样一个阶级压迫和民族压 迫的庄园共同体，变成一个人民幸福、民族平等的自由共同体，变成一个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进步共同体。由于中国是最具有东方文化代表性的东方大国，美国是最具 有西方文化代表性的西方大国，只有中美两国的结合，才能形成世界东西方文化的全面整合，在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创造出与世界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符合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利益要求的，合理统一的行为规则和价值观念。这将是“中美国”对未来世界一体化发展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
当然，所 有这一切，将取决于“中美国”能否创造出不同于精英时代、而与人类社会正在进入的大众时代相适应的大众政治文化，而“中美国”能否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希望 则取决于中国。所以，由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文化转型的要求，才把目光转向了中国，转向了被压在“中美国”底层之下的中国。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转型的希 望往往不是存在于表面看上去最强大的地方，而是表面看上去最软弱的地方。
“中美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劫难，但是也有可能成为中华民族崛 起的历史平台——和平崛起的历史平台。中华民族独自实现和平崛起的希望近乎于零，看一下包围中国的十大美军基地就知道了，但是，在“中美国”这个历史平台 上实现和平崛起，则是完全有可能的。并且，环顾当今世界，只有美国接受了——虽然是在客观上而非主观上—— 大众政治文化的理念，美国的共同诉讼制度表明，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半只脚已经踏入大众政治时代的国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的美国人民，与“中美 国”形成之前的中国人民一样，是世界历史上最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人民，一旦中国人民的理想主义精神重新燃烧起来，中美两国人民的理想主义大火就会燃烧在一 起，利用“中美国”这个熔铸了东西方文化精髓、能够轻松改变整个世界的最强大历史平台，彻底结束目前这种把人变成金钱奴隶，变成经济工具，变成只知吃喝干 活的简单生物体的精英统治时代。
总之，现实是残酷的，甚至无比残酷；未来是辉煌的，甚至无比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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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6日星期四
2009年11月12日星期四
清华大学讲席教授冯象谈法学教育
发信人: chivas (Why not?), 信区: TsinghuaCent
标 题: 清华大学讲席教授冯象谈法学教育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hu Nov 12 09:45:19 2009), 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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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讲席教授冯象谈法学教育
在熊中为熊 在鸟中为鸟
发布时间: 2009-11-12 【我要纠错】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冯象
来北京才一个月，碰到的同仁、家长和有识之士，谈到教育都痛心疾首。前几天天钱学森先生逝世，媒体报道也是强调他那一句话，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去办学。他说得很直白：这是当前中国很大的问题。现在大家都怪罪教育体制。这自然是不错的，一边是应试教育，一边是产业化、官僚化、量化的办学，教育和学术伦理在沦丧，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但这在在业内人士、教育部门，绝非什么新近的发现。所以抱怨归抱怨，其实是无须继续评论的。
今天就谈谈法学教育在这个恶劣大环境下，面临的一些特殊挑战，以及我们力所能及的一些对策、改革的路向。
不以美国法学教育为蓝图
本来恢复法律教育以后目标是建立一个法律的职业化队伍，形成一个职业化的共同体，30年的时间并不短，但这个共同体建立得并不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职业化的门槛很低
今天法学在"文革"结束后的恢复建设，是30年来法治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重要的。法学院的教育虽然只是一个专业化的训练，但也有一些问题。
标准教科书不是讨论现实生活中的法律状态，而往往讨论的是应然的、超越现实、理想化的架构方式。这个理想跟美国有关系。我们的法学教育也往往直接间接提到或关注美国的法学教育，看上去是一种比较方法充斥论文的写作、学者的论述、学生的思考，甚至影响到社会上。很多论文、教书一般开始都是美国怎么规定、法国、日本、德国怎么规定，到了最后一章才是中国怎么规定，提几点建议。具体问题还没讨论，就结束了。
美国与中国的法学教育有根本的差异，至少在目前很难拿来比较，或许说作为一个目标来套用。美国的法学教育是单一的研究生教育，全部课程围绕一个学位来进行。中国正好相反。1980年代刚恢复时基本也是以单一本科教育为主，到1990年代设法律硕士以后，学位就多样了，固然可以吸引各种各样背景的人进入法律行业，但却把原本的设置搞乱了。
就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方流芳教授指出的，在现在的中国，法学的第一学位可以是任何一个阶段的学位(本科、硕士或博士)，一个人可以从任何阶段进入法学教育。法律资格考试(司法考试)也不需要法学专业，整个行业门槛变得很低，职业化受到阻碍。
本来恢复法律教育以后目标是建立一个法律的职业化队伍，形成一个职业化的共同体，30年的时间并不短，但这个共同体建立得并不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职业化的门槛很低，不同的阶段都向外开放，这样的教育制度太繁复，还促成很多不规范作法。到1990年代末扩招，一下把就业市场搞乱了。现在很多学校，法学专业的就业很不好，并且由于就业压力、法律就业市场接近饱和，大部法学院毕业生流向非法律职业。
这就逼着考虑法学教育作出相应调整，不仅是一般的法学院校，北京最好的法学院，即使是像清华、北大法学院，也面临相当的压力和多元化市场的需要，更不要说法治建设本身的需要了。
换言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需要，并不是以美国为蓝图的，也不是以美国的法学教育为蓝图的。因此我们对法学教育的想像，必须调整，必须考虑到我们所在社会的需要。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把必修专业课份量缩减点，淡化分科过细，而强调一种通才教育、能力教育，这点倒是跟美国法学教育借鉴的。美国的法学教育是不分专业的，学生愿意注重哪个方面是自由的，学校本身没有要求，毕业后招聘部门也不会问学生的专业，大家认为这不是问题。专业化训练应该是毕业以后进行，毕业前三年是基础课和任何专业的选修。我觉得中国的法律教育也可以考虑这点，
除了通才化教育原因，还有就是现在法学教育过于繁琐，既然有法律硕士，同本科的法学教育实际上是重复的，还不如把本科的教育通才化，淡化它的专业色彩，使得本科在思路方面比较广，在法律硕士方面也可以强调专业性、学生的背景不一样，加以区别，而不是仅仅是名称不一样。
它倒不一定说是通识教育，而是一种通才训练，可以更多地做些调查，而将专业色彩淡化。中国的专业化实际是从解放后开始，解放前没有这么厉害，解放后受苏联影响，也因为工业化建设需要设立了很多专业，在那个时代，高速发展改变一穷二白是必要的，跟当时的国家需要有关。但现在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让年轻人过早地进入专业化范围，不利于长远的培养。
概论式开课有僵化危险
法律重要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专业，可以赚钱，法律同时是公民素质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教育也需要比较宽，需要打通各个部门法的考虑，尤其是与宪法的关系
目前法学院设科方式为概论式，一般的基础课、专业课都是概论，给出些概念、条款、标准解释、案例，背着考过就完事了。此前有学生跟我说过，他平均每门课花一个星期就能对付，一学期大部分时间也不用上课，可以看其他的书，听其他的课。我觉得很有道理，在目前这种制度下，这种概论为主、一般是立法导向的教学方式下，可能还算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即它的课程量大概相当于一个用功学生一个星期的工作量。
但也同时暴露出问题，不仅仅是教育，还跟改革开放以来法学的发展过程有关。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等于是从空白状态开始立法，很多学者很早就介入、考虑立法，都参考现有学说来提出立法建议、评论立法草案，因此这种思维定势，像中学教科书一样把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用不同的话再说一遍。这样对智力的挑战的确不高。这样的教育模式一旦形成传统，就有僵化的危险。学生一代代面临不同的问题，国家的制度、司法实践的问题也层出不穷，不会限定在教科书的范围内。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一是尽量引导学生去探索社会当中的真问题。像王亚新老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做的社会调查，到各地、到基层法院做调查把数据搜集上来，把问题跟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对照，这样的知识才有用。不然每门课一个星期，毕业后就还给老师了。目前这种情况让我想起美国的神学院的教学，主流神学院的教学实际上不是以宗教思想为主的，是非常学术化的。但毕业后除了当学者的，很多神学院毕业生都把学到的还给老师了。而我们正好相反，在学校里受意识形态熏陶，培养一种对普世价值的信仰、以为自己就要到美国了的幻想，事实远非如此。
我们老是这样教不好，在这两年中国经历了那么多灾难、危机、流血之后，我想我们的青年一代肯定不会这么思考，他会看到我们中国的现状，他肯定不会满意现在这样的教育。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需要改革的。
除了改革教育，还要鼓励学生从事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和工作，包括下基层锻炼，做法律援助、公益事业、政府部门的工作，使得法律教育变成一种真正的公民教育。法律重要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专业，可以赚钱，法律同时是公民素质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教育也需要比较宽，需要打通各个部门法的考虑，尤其是与宪法的关系。
中国的宪法是活的宪法，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但是在大部分诉讼法和部门法的课程教学是跟宪法脱节的，但法律规定宪法是根本大法，是存在于所有的法律规范之下的基石，这不仅仅是纸面的表述，还有学说、规范和百姓的期待，如果连这种期待都不讲，怎么可能理解宪法。
所以在课程设置上，要尽可能减低教条主义的倾向，不能把教育变成一个个考试科目。
有些能力法条里学不到
法律教育不是要翻天覆地的改革，大的体制改革不是一所法学院、一个老师能立刻作出贡献的，这取决于很多方面的努力
如果在学习当中容忍这种过度的专业化和教条，容忍在几年时间学会一套话语，但又必须懂得社会上的那套，这就变成人格分裂了。
我们不得不学会一套话语进入学术领域，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又必须明白，这套东西不起作用，另外一套东西起作用。
这造成的后果可能是在决策时无法坚持己见，向不好的东西低头。这些东西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现在很多学者喜欢讨论民国时期的法学，一方面是想回顾历史，另一方面法学界确实受民国时期影响很大，尤其是民法方面。
我看过南京大学张仁善教授一篇研究民国时期法制精英的法制思想的文章，写得很不错，里面专门有一大段讲这些法律精英的问题，说他们言行不一，分裂人格的问题，他没用这个词，但我认为如此。
王宠惠是民国时期最优秀的法学家之一，他一直做到外交部长，还起草了宪法，但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约法时候，蒋介石提要以党治国，司法党化，这与法学界精英们论述的法治背道而驰，但参与起草的人没有一个反对，他们提出的司法建议与其学术经历不符，到1946年考虑宪法草案能否付诸实践时，他们自己都没信心，难怪吴经熊先生该宗，信了天主教，翻译圣经去了。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软弱，也是当幕僚参政付出的代价。
所以我们参与实践的法律人，要明白法律跟政治的关系，王宠惠他们那个年代认为法律是政治的灵魂，其实他说反了，政治才是法律的灵魂，只有懂得这个，懂得立法是政治决策，谈判妥协，往往有幕后交易，才能懂得怎么样才能运用智慧达到目标。
我们的法律教育应当重视这方面的教育，在座各位回想一下，除了宪法，其他领域恐怕都不会提到党、国家主权这些重大问题，可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在接待信访的时候，党不可能在这个之外。
我并不是说法律教育变成政治教育，而是法律人要懂政治，这是基本要求。
最近我看了尼采的《苏鲁支语录》，一开头有个很有趣的故事：苏鲁支是个圣人，从树林里走出来，碰见一个老人，老人说，你当初进山的时候，怀里抱的是一堆灰，出来的时候拿的是火种，你不知道世界上的人都已经睡着了么？你拿这些火种干什么？你对那些睡着的人何所求呢？他们都睡着了。
苏鲁支说：因为我爱人们。
老人说：你去干吗呢？他们不会听你的。
苏鲁支问：你在这个树林里干嘛呢？
老人说：你就留下来跟我一起吧，不必到人们中去，宁可与鸟兽同群，为何不愿与我一样呢？在熊中为熊，在鸟中为鸟。
苏鲁支说：在树林里何所为呢？
老人说：我就编点歌词，自己唱。也憨笑、也悲戚、也低喃，如是，我是颂赞上帝。
苏鲁支没说什么，笑笑就告别了。
但苏鲁支独自时，向内心说，这是可能的么？老年的圣者在他的树林里还没有听到，上帝已死。
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想到我们的法学教育，在树林里独唱，颂赞他的上帝，可是在苏鲁支看来，这怎么可能呢？上帝已经死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法学教育也要改革一下。
法律教育不是要翻天覆地的改革，大的体制改革不是一所法学院、一个老师能立刻作出贡献的，这取决于很多方面的努力。但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无非就是这么几条：
一是训练应该更着重于能力，思维的能力、演说的能力、辩论的能力。要把能力培训当成重点。能力当然不完全是课堂训练，往往是人和人之间交往处理时间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多了一条理由看下去，眼睛要往下看，看社会生活当中的利害关系。
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学习一点社会科学。法律泛泛地说也算社会科学，从学术训练的角度来看，学点社会科学也好，有助于提高学习分析思维的能力。
三是要讲政治，要培育一种基于宪法的政治意识，尤其是培养基于宪法序言的政治意识。中国宪法序言跟任何国家都不一样，就是中国特色，是中国政法制度的基础，是一种艺术。
第四，看问题不要孤立地看，要看到历史，要有历史意识，懂得历史渊源，这是基础。有了历史意识和历史调查，法律基础才更成熟，才会懂得某些案件该怎么处理，某些冲突该怎么防止，防止它成为法律事件。有的时候成为法律事件很好，有的成为法律事件不好，很麻烦，要制止。
这些你在法条里学不到，必须懂政治、懂历史。有了这两条，我们的同学才会有批判意识，批判地看待社会上的问题。
当钱学森先生说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办的时候，他指的是自然科学创新，但对文科道理是一样的。要有一种批判的意识，要有陈寅恪先生说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这是一种道德基础，有一种伦理精神在支持，法律教育不能把它排斥在外。过去的30年，对这方面比较忽略，不仅在职业建设还是法律教育中。
这对老师来说也是更高的要求，我在别处讲过苏格拉底的故事，有一句话，美德无法传授，美德只能示范。要是我们老师自己就到处抄袭，炮制垃圾论文，嘴上却天天嚷嚷宪政，他示范的就不是美德，而是堕落了。
(法制网见习记者陈霄、肖莎根据2009年11月9日冯象先生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讲座现场录音整理，有删节)
2009年11月11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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