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座随政策沉浮的城市

今年5月初，国务院正式批复《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其中一个最明确的信号是，深圳在2003年大张旗鼓却又悄无声息流产的“行政权三分”改革，即将重启。
　　对此，一位深圳官员称，“终于有一种重新得宠的感觉了。”自1980年成为经济特区以来，这座城市的命运是如此紧密地和中央政策的关照捆绑在一起。特区的特殊政策给深圳带来了最初的辉煌，但此后深圳反复遭遇“特区不特，改而不革”的尴尬，几度浮沉。尤其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深圳陷入“向何处去”的困境，以至于民间发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一声叹息。

1980年代：政策宽松，深圳起飞

在很多老深圳人心中，邓小平是他们心中的“图腾”。在多轮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中，邓小平始终站在战略高度肯定了深圳的方向与特区的意义，在意识形态上排除了“左”的思潮的干扰。

1984年1月邓小平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为深圳松绑 1980年5月，在邓小平的首肯下，深圳正式定为“经济特区”。同年10月，广东省委宣布深圳市的政治待遇与广州市相同。当时，新建中的国贸大厦，以“三天一层楼”成为深圳速度的象征。特区的宽松政策环境，给一个渴望脱贫的民族松了绑，深圳以香港为师，经济一飞冲天。 　　 然而，争议随着深圳的“香港化”而趋于白热化。在1979年—1983年“经济特区能否在社会主义国家设立”的大讨论中，主要的落脚点在深圳会不会沦为新“租界”，1984年1月邓小平为深圳题词，中止了这轮的讨论。

1988年的“蛇口风波”，蛇口青年与来自北京的“青年教育家”在思想价值观念上产生激烈辩论，震荡全国，有人甚至称之为“第二次真理问题的大讨论”。

中央在争议中鼎力支持 在整个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深圳获得了巨大的政策动力，其背后则是中央高层在意识形态高度上对深圳的肯定。在袁庚主政的蛇口， “试错”已经超越经济改革，挺进到最核心的政治制度层面。 　　1988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包括财政计划实行单列，并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1989年——1992年，特区再爆发姓“资”姓“社”争论，最终邓小平南巡讲话，讲话不仅奠定了深圳改革排头兵地位，也盘活了全国改革开放的大局。1992年7月，全国七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授予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深圳市政府制订法律和法规的权力。

1987年12月1日，深圳市首次公拍卖一块858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首开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的先河。

市场经济萌发，深圳屡创第一 在中央政策的助力之下，深圳成为全国的改革旗手，创造了多项全国改革之最。1987年，深圳敲响了新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此后包括推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制度化、实行建设工程招标、创办外汇调剂中心等举措都走在全国最前列。深圳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题、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模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等改革行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内地。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定了简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特区政策普惠化把中国大连推入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新阶段。

1993年后：政策优势不再，深圳走向边缘 　　1978年,深圳走出中国第一批打工妹。而最近几年，深圳已经出现“民工荒”。 特区“内地化”的逆向转变 1993年是深圳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由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把深圳的特区精神和特区价值快速向内地扩散，在全中国掀起了一波改革开放热潮。然而，正当深圳向全国输出改革观念、意识、方法的时候，深圳全面“内地化”也开始了。 　　1980年代的深圳，市政府初具规模的形态是“小政府、大社会”，但到了1990年代深圳五套班子一个不少。深圳虽获得了特区立法权，但特区立法在显著位置却突出“主管部门”及“主管部门的权限”。体现出强烈的政府主导的色彩，从而使政府行政权得到强化。内地化倾向从行政体系上大幅向内地省份靠拢。 　　由于扶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发展， 2000年9月深交所停止了新股发行。 2004年5月17日设立中小企业板后，2004年6月25日新和成等八家公司挂牌上市，标志着深交所又重新恢复了新企业上市， 但是只是包括中小企业。 央行冷落、金融打击的双重痛苦 1998年，在金融改革领域，深圳感受到了“政策之痛”。当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启动了大区行政改革计划，省级分行体制被9大区分行、2个管理部和21个地方监管办取而代之。然而出人意料的是，9大区分行的名单中，深圳被排除在外。原来的深圳分行业降级变成了广州分行下属的中心支行。 　　深圳在央行心中地位的下降所形成的落差，第一次让深圳人感到了失落。 到了2000年前后，深圳金融业遭受了致命一击。从当年10月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A股新股发行（IPO）及上市被叫停。大量资金开始流向上海。由此造成的金融机构、金融人才的撤退、流失产生连锁效应，并在2002年引发了深圳是否被“抛弃”的大讨论。 　　深圳市主要领导每年都赴京拜访各部委，但上海浦东的“待遇”则是，每年国家发改委都会带着一拨人去那里“协调”。两相对比，深圳不胜唏嘘。图为浦东新区。 兄弟急起直追，深圳倍感边缘危机 从1994年到2001年的8年中，深圳没有进行系统的行政改革，仅有的一次党政机构改革，还是依照中央统一部署进行的。2003年，深圳高调宣布要实施“行政三分制”改革，再度引起关注，但最终无疾而终。 　　2005年，深圳向国务院提出申请搞“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得到的回复是：你们已经有特区这块金字招牌了，就不需要另一顶帽子了。这一年，上海浦东新区成为国家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此后的两年间，先后有天津滨海新区、重庆市、成都市和武汉城市圈等获批这一特权。

2009年：“重新得宠”，改革步入深水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组织架构图。深圳在全国率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天然优势，仍然是香港。 深圳仍是最理想的“试错基地” 今年年初，政策动力渐失的深圳，向国务院递交了8620个字《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这一次，方案出乎意料地顺利获批，被视为“深圳速度”重获新生。 　　2005年，前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曾指出，深圳的改革权从未被取消。此后，深圳市改革办隆重登场，改革办的成立就是为了在政治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以及问责制等领域的改革。对大陆而言，香港仍是一个参照系。其先进的公务员体系和社会管理模式都较为符合中国国情。如果以香港为支点来撬动大陆的行政体制改革，深圳无疑是最得力的试验基地。 　　状如大鹏展翅的深圳市政府办公大楼，正式名称叫“市民中心”。 “终于开始两条腿走路了” 今年5月26日，深圳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了公布了《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其中在指导思想里，明确了“争当科学发展的示范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自主创新的领先区、现代产业的集聚区、粤港澳合作的先导区、法治建设的模范区”等说法。 　　当地媒体人士评论道：“过去我们的改革总是一条腿快，一条腿慢，现在终于开始两条腿协调动了！这也意味着，改革至此要涉入深水区了。”

对深圳而言，深圳特区的创办由最高决策者发起，又由最高决策者持续推动，释放动力。当这种动力效应逐渐递减时，深圳的前进就愈来愈艰难。政策因素在这个城市的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无以复加。
　　 如今，深圳涉向深水区的马达已经发动，而今天的改革早已不是30年前可同日而语。当时是一片荒地，随便撒播下种子就能发芽。当深圳再次背负改革先锋的使命，试图在行政、政治体制改革为全国“试水”之时，我们希望，她将不再像过去那样深受政策因素的左右，“松绑”也许是让她释放动力最有效的方式。